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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来了 他们走了  

2015-03-25 16:4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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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来了,他们走了”。市场用这样言简而意赅的语言,表达了对证监会官员急于临阵离职的深切关注。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弦外之意,不外乎在说:证监会主席肖钢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对中青年干部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的自我反思,其实并没有真正说到这件事情的点子上!

是的,肖主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无巧不巧地恰恰忘记了2009114日就曾发布过的那份《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该《准则》明确规定,“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规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回避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在监管对象中任职”。其中,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则为一年。这里的“一年期”要求,与《公务员法》对应规定的“两年期”显然并不一致。尽管如此,刚刚于去年12月离职的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江向阳到招商局任职,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副主任王欧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投资部任职,从消息发布的时间来看,他们从离职到在监管对象中另谋新职的时间间隔也没有一个能满足上述《准则》所规定的哪怕只有一年的“冷冻期”要求。如果说,严格执行《准则》所规定的“冷冻期”就是肖钢所指的“对中青年干部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的话,那么,为了显示“对中青年干部职业生涯发展的关注”,是不是现在就真的有必要放松甚至根本就不再有必要严格执行上述《准则》对离职工作人员在监管对象中任职的相关回避规定了呢?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所无法回避的利益冲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而正在日益突出地显现出来。如果处理得不好,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运行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手中的公权力很容易成为谋取私利的特权或私权,而国家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官员化,必然将给权力腐败留下很大的寻租空间。一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严重的冲突,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和极大的经济危害。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利益冲突,任凭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现象滋生蔓延开来,最终必将严重损害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破坏政府形象的公信力,危及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在这方面,资本市场并没有任何的例外。

2007年,中国证监会就被纳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一行三会”根据中纪委的要求制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对于进一步按照法律的要求规范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意义。然而,让人十分遗憾的是, 就在此后不久的2012年,证监会在回应市场对相当数量的下海证监会官员纷纷直接到被监管对象尤其是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任职现象的质疑时,居然抛出了一个让人惊诧莫名的解释,即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这种据称具有“特殊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根本就没有一年、两年或三年之类时间间隔的限制,更不无蹊跷的是,居然没有人知道我国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是从何时开始有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设置的。如果这些特殊的职位设置无不都是为了方便证监会机关离职人员的另谋高就而量身定制的一种制度性福利,那么,其所谓的特殊意义,充其量也就不过是以所谓的“特殊性”否定有关“回避期”规定之严肃性的一种例外法罢了。资料显示,证监会离职干部下海,对应的职位一般为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高管或中层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其就任新职后的对应年薪往往数倍甚至更多地倍增于其原来在证监会任职时的职务工资标准。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法的惯例。

监管机构与市场机构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具有同质性的特点,在这里不仅顺理成章地成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角色混同师出有名的理由,而且,还更为轻而易举地将两者之间的人才交流不动声色地演变为水乳交融的权钱交易。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一切都可以如此这般地什么都讲“特殊”,什么都有“例外”,那么,廉政自律的任何“回避期”规定岂不都将形同虚设,市场监管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岂不更将荡然而无存?

证监会官员下海,与其说为了谋得比原来更为理想的发展前途,不如说更多地还是为了一个对个人利益来说更为现实的高薪职位;而券商和基金公司之所以看重来自证监系统的干部,主要也不是在乎的什么人才难得,而是他们之前在监管层的人脉,后者才是有可能对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长远发展更为有利的重要资源。如果越来越多的券商或基金公司的高管人员都是证监会出身,这样的背景和人脉关系犹如近亲繁殖,对于券商和基金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而从监管方面来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一旦鱼目混珠,划不清应有的界限,则必然将导致监管的缺失与缺位。这对于市场在维护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健康稳定发展,显然也是极为不利的。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基金销售机构从事基金销售活动中,不得采取抽奖、回扣或者送实物、保险、基金份额等方式。可是,这两年中,偏偏就有某一些基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敢于顶风作案,而且,作案之后居然还能安然无事。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事发之后,证监会不仅不闻不问,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对于基金公司在基金销售过程中的监管,主要由当地证监局负责。也就是说,基金在基金销售过程中的返现等行为是否违规,须由地方证监局认定,并决定是否查处。而其时正担任某基金督察长的某人此前恰巧曾在某地方证监局就职,在证监会系统拥有相当深厚的人脉。其从昔日的监管者变为前监管对象高级管理人员的背景及其与现任监管官员之间曾经的长期同僚关系,无疑为该基金增加了不浅的底气。基金业之所以频频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不仅反映了许多基金此前处心积虑所追求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并非多此一举,而且,与少数证监会官员早在下海前就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岂不更是有着太多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密切关系?

注册制越是临近,防范利益冲突的制度性设计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注册制改革必然将收紧寻租空间,这或是促使证监会官员在注册制落地前“提前下海”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说,也不应更不能成为证监会放松或放弃此前所已经确定并与未来的注册制改革所体现的市场化方向相一致的证监会干部回避原则的任何理由。业内人士认为,从审核制过渡到注册制是当前股票市场发展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在股票发行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项重要任务,不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不审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证监会官员在注册制落地前“提前下海”的主要原因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现有关系,在权力和利益方面提前作出一些貌似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从而以更加隐蔽或畅通的方式打开证监会官员以权谋私的通道,那么,从原来的监管者变成现在的被监管者的这种角色转变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或将是非常微妙的。大而言之,由于这种被人为的刻意所竭力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核制缺陷将必然导致价格的扭曲和市场的无效,就连注册制改革也很可能闹到最后不过就是镜花水月甚至是黄粱一梦的一场闹剧。小而言之,如果行政审核不仅导致了A股壳资源的稀缺,而且也依然有可能使得以权谋私在新的体制形式和制度安排下得以为所欲为,那么,这至少对整个证券行业的公平性也将造成不容小视的极强的现实杀伤力。这难道会是危言耸听吗?否!笔者和大家一样相信:这绝不是“天下本无事”的“庸人自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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