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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下凡”的辩护词  

2012-11-07 02:23: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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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证监会干部下海问题的回应,是一份绝妙的“神仙下凡”辩护词。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研究一下诡辩术是怎样为“神仙下凡”作辩护的,对于我们略窥股市“权贵旋转门”现象之端倪,应该不无帮助。

证券行业家谱中“证监会系”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在今天之所以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诟病,与其说在于它的密集度,不如说在于它所独树一帜的神通力也即影响力。而这,正是证监会干部下海素来就有“神仙下凡”之称的道理所在。对此,证监会此前倒也不是没有引起过重视,三年前颁发的《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和廉洁从政八项要求不失为一种证明。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证监会的这次回应非但没有继续保持对这个问题的正视,反而一开始就躲躲闪闪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抓住“密集”两字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好像否定了证监会干部下海现象的“密集”性,种种不正常的问题就通通都可以当它们不存在了,与权力腐败一丝一毫也没有了任何关系似的。人们的疑窦不禁油然而生: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什么蹊跷吗?

2.2%的机关人才流出率说明什么?如果进入证监会机关的人数这几年比以往膨胀了很多,人才流出在相对数上少了,在绝对数上反而是多了,那么,这个流出率究竟是1%,2%还是3%,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2.2%的流出率对于机构年复一年越来越庞大的证监会来说也许算不上“密集”,而对于被其“流入”的某个证券业机构来说,则大不一样。以基金为例,据统计,66家基金公司,332名高管,28人来自管理层,占比近10%;规模排名前28中的13家基金公司,有18位高管来自管理层,占比接近65%。这里的问题,“密集”二字也未见得够用,简直有点迹近“垄断”的“一脉独大”。

尽管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口口声声声称,证监会“对规范证监会监管干部离职行为,防范利益冲突有明确、特别的规定。有些具体规定比党中央、中纪委、国务院的规定更加严格”。但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11月4日颁布的《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规定期限内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回避规定,不得违反规定在监管对象中任职”所指的“规定期限”,并未在《准则》中以文字形式得到明确。《公务员法》规定的这一“回避期限”,证监会内部称之为“冷冻期”。据新华社报道,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这里,对一般人员的“一年期”要求,与《公务员法》对应规定的“两年期”也不一致。即使现在上述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其解释中不无刻意地避开了原来的“冷冻期”提法,而采用了《公务员法》对“回避期限”的口径,也并不能表明在具体的实践中已经被执行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更不能证明是不是“更严格”。对此,不久前发生在广发证券的一起证监会干部下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006年1月至2011年3月任职于证监会会计部副主任、主任的孙树明,2011年4月任广发证券党委书记,今年5月接任董事长。广发证券以“去年出任中共广发证券公司党委书记到现在,已满一年”为理由,称其已符合“回避期条件”。显然,这里所说的“回避期条件”,明明白白指的就是证监会内部所规定的“一年期”,而并非《公务员法》所规定的“两年期”。而作为国家公务员,离职仅仅一个月就“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即使当时先是担任的党委书记职务,难道就可以既不受《公务员法》的“两年期”之限,也不受证监会准则的“一年期”之限?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对于证监会自称的“更严格”,不啻搧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证监会这次所作的解释,特别提到“还存在一种例外情况”,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性”,即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从目前所了解得到的情形来看,这种具有“特殊性”的离职和任职“旋转门”,不仅完全没有一年、两年或三年之类时间间隔的限制,随出随进甚至闪出闪进也并非罕见。我们不知道我国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是从何时开始有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设置的,也不知道国外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是否都是这样。即使是接轨国际,那么,国外的这些特殊职务也都是由证监会机关流出的人员来担任的吗?假如这些职务并不是监管机关的特派代表,也不意味着监管方式的一种重要转变,而只是一种福利,一种专门为监管干部离职之后的谋取百万高薪开设的“方便之门”,那么,此类职务之成为监管干部专宠甚或禁脔的特殊意义,充其量也就不过是以所谓的“特殊性”否定有关“回避期”规定之严肃性的一种例外法罢了。如此看来,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任何律己律人的所谓禁制性规定,无非也就是任人揉捏的橡皮泥,不仅可以说“特殊”就特殊,没有例外也并不妨碍随时随地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利己利人的新的例外来。

熟悉市场的人们都知道,自从证监会对证券市场实行垂直领导以后,证监会跟证券业的蜜月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只不过早先曾经红极一时的证监会离职官员大规模“进驻”证券公司,如今已经代之以基金公司的热火朝天。证监会主任和处级干部下海,对应的职位一般为公司的高管,一般职员如主任科员则对应为中层管理人员如部门总经理,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法的惯例。早期离职的证监会官员甚至还直截了当采用证监会任命的方式进入证券机构。后来尽管由受相应的规定所限制,大多采用了“迂回前进”的曲线方式,如先到相关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任职,再由大股东任命,以规避与政策壁垒所有可能发生的抵触。不过,“无论是直接还是迂回,其实都离不开证监会的默示或者支持。”这才是一句大实话。这里需要质疑的并不是人才的流动性及其具体方式,而是我们的监管机关心目中的监管是否就等同于将被监管的对象视同被垂直领导的下属。

任何的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监管机构、市场机构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具有同质性的特点,并不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角色混同的恰当理由。如果仅仅因为有些离职人员比较熟悉监管部门的要求,下海后对所任职的工作落实监管部门的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就可以不管不顾监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那么,一旦有人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岂不也将更加轻车熟路地演变为水乳交融的权钱交易?而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事与愿违的情况,市场监管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岂不将荡然无存?

其实,“监管干部合规、守法的意识很强”的说法,同样也不能作为“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的正当理由。前有王益,后有王小石,证监会官员难道就没有以权谋私的么?如果什么都可以讲“特殊”,什么都可以有例外,那么,不要说任何的“回避期”规定都将形同虚设,就是有再多的“廉洁从政”要求,又管什么用呢?对于“同处一窝”的“猫”与“鼠”来说,问题的症结并不是“猫”有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是“鼠”的利益,久而久之也就成其为“猫”和“鼠”的共同利益了。这,或者就是上述这份辩护词所告诉我们的“神仙下凡”真相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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